利来w66-乔顿陶瓷御窑厂遗址西围墙考古发掘工作纪略


连日来,在基本完工的我市御窑厂南麓窑炉遗址保护房内,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御窑厂遗址南麓明代御窑厂西侧围墙遗迹进行了进一步清理。

近日,记者采访了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详细地了解了这次考古过程的相关经过和意义。

定界过程一波三折

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翁彦俊介绍,1988年,因原市政府食堂施工,考古工作人员在东司岭一带曾发现了疑似围墙的遗迹,但因条件限制,当时未能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并一直引以为憾。

经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努力,在2002—2004年及2017年的考古过程中,先后确认了御窑厂北侧围墙和东侧围墙的范围。西侧围墙的分布如何?它是什么样的形制?这一系列问题,依然是很多关心御窑厂历史的人士急切想了解的。

2016年,御窑厂南麓窑炉遗址保护房建设工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随后,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配合基建工程,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正式发掘。

2018年4月底至6月初,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对珠山南麓保护房改扩建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区域位于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西南部,西至东司岭一带,南邻祥集上弄,西南点与祥集弄3号民宅相距仅10余米,北侧为丰城会馆与御窑工艺博物馆。

此次实际发掘面积135平方米,出土了御窑厂的西侧围墙、马蹄窑炉区的护窑墙、门道、御用落选瓷器掩埋坑若干等一批重要遗迹,对明确明代御窑厂的范围有着重要意义。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明代御窑厂早期西侧围墙分别向南侧、西北向延伸,大致呈南北走向,墙体平面呈“S”形,有一定的弧度,已暴露出的墙体残长约55米,宽1—1.8米,平均宽度约1.4米,残高1.7米,距地表深0.20—1米,墙体横断面呈矩形,上下等宽,主要由匣钵、垫饼、套钵、板瓦、筒瓦、勾滴、窑砖等材料砌成。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揭开了多年来探求的明代御窑厂西侧围墙的神秘面纱。

考古发现意义重大

“在这次考古中,出土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元、明、清时期的遗物,以瓷器和窑具为主,另有少量的瓷砖、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瓷片时代以明清时期为主,墙内以官窑居多,主要为明代永乐、宣德、‘空白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的官窑瓷器,另有少量的‘空白期’及明代晚期的民窑瓷片。”提起在这次考古中发现的成果,翁彦俊如数家珍,“墙外主要为明清时期的民窑瓷片堆积,另有少量民国时期和建国后的瓷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2018年的考古过程中,明代御窑厂早期西侧围墙内侧发掘出土了大量永乐时期至明代晚期的官窑遗物,品种有青花、青花矾红彩、斗彩、红绿彩、青白釉、仿龙泉青釉等,器型主要以碗、盘、靶盏为主,以及大量青花龙纹大缸和少量的罐、花盆、梅瓶、长颈瓶、花觚等。

“通过这次考古,还对业界以往认为的‘明代空白期(指1436—1464年,即明英宗朱祁镇和明代宗朱祁钰两任皇帝在位时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几无官窑瓷器’这一说法进一步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证据。由于发现了大量当时官窑烧制后集中处理的次品瓷片,并且考古学地层清楚,有力地证实了此时官窑瓷器生产只是无款,但并非空白的观点。”翁彦俊向记者介绍了这次考古发掘的意义,“御窑厂西侧围墙的发现,解决了考古工作者一直以来努力寻找并试图解决的御窑厂西边界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不仅为明确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保护区的范围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依据,更为我市御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增添了又一个亮点。”